案情简介： 

　　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于2017年6月至11月，在绛县县城多个小区内多次盗窃多辆机动车牌照，并在被盗汽车挡风玻璃上留下微信联系方式，后通过微信向车主索要钱财。 

　　意见分歧： 

　　近年来，该类形式的犯罪频发，司法机关对该类案件的认定也是观点不一。李某某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定性主要存在三种意见。 

　　第一种意见认为： 

　　李某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，理由为：李某某的客观行为主要包括盗取行为和索财行为，其中盗取行为是手段，勒索钱财是目的。因此，李某某系牵连犯，应当以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。 

　　第二种意见认为： 

　　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型的寻衅滋事罪。理由为：李某某违背被盗车主意愿，随意占有、损毁他人车牌，且利用其占有他人车牌的非法手段索要钱财，客观上扰乱社会秩序。因此，应当以寻衅滋事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。 

　　第三种意见行为： 

　　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。理由为：李某某客观上将车牌盗走并予以隐藏，即盗窃行为已完成，系盗窃既遂。其后续的索财行为实质上是李某某处分赃物的行为，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。因此，应当以盗窃罪对李某某提起公诉。 

　　承办人意见： 

　　承办人同意第三种意见。 

　　第一，李某某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。 

　　敲诈勒索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他人实行威胁（恐吓）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。该罪的基本构造为：对他人实行威胁（恐吓）--对方产生恐惧心理—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—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—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。该罪的客观行为主要表现为采取胁迫或者暴力，以恶害相通告。且该行为一般指向被害人的人身、自由、荣誉等，即根据一般的社会观念，该威胁内容足以使人内心产生恐惧、害怕。对于单纯使被害人产生困惑的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。 

　　本案中，李某某以“给钱就返还车牌”向被害车主索要钱财，并不足以使一个正常的社会成员陷入恐惧。根据一般的社会观念，车牌丢失后，只要向车管所递交相关手续即可补办车牌，并不会对自己的人身、自由等核心利益产生影响，该行为只是让当事人产生烦恼、陷入困惑。事实上，部分被害人向李某某转发红包，主要是基于补办手续浪费时间，并非因为恐惧而支付钱财。 

　　第二，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。 

　　寻衅滋事罪是指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。寻衅滋事罪系扰乱社会秩序类犯罪，其保护的法益应是与财产有关的社会生活的安稳或平稳，因此，该罪的客观行为上往往折射出寻求刺激、发泄情绪、逞强耍横、无事生非的主观动机。 

　　本案中李某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钱财，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、社会秩序的主观目的。其次，李某某客观上占有车牌系秘密窃取，并非任意占有、损毁。再次，李某某违背被害人意愿索要钱财，并不具有强行性。事实上，李某某对于被害人支付红包所持有的是“给就给，不给就不给”的态度，并不会因为当事人不支付红包而采取其他违法行为。 

　　第三、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。 

　　将这种行为定性为盗窃行为，可能有人对盗窃车牌索取钱财的目的产生质疑，即认定行为人是以索取财物为目的，并不是盗窃罪所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盗窃车牌行为只是手段。承办人认为李某某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，李某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，且属既遂。具体分析如下： 

　　盗窃罪，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行为。 

　　根据刑法理论，盗窃罪的实质为排除占有人对财物的占有，并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性质加以利用，建立新的支配关系。本案中李某某客观上窃取机动车车牌并予以隐藏，该盗窃行为即已实施完毕，排除了占有人对财物的占有。 

　　其次，对于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性质加以利用，即利用意思，实质具有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、利益的意思。司法实践中窃取财物后出售的行为（该行为事实上亦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根据法律仅认定为盗窃罪）即可以理解为嫌疑人遵从占有财物的效用加以利用。办案中，李某某客观上将窃取的车牌视为自己的财物，并根据其“自认为合理的市场价格”与被害车主进行钱物的“等价交换”，该行为与实践中出售盗窃财物并无本质区别，只是李某某出售给其预设的特定对象，其实质就是李某某处分赃物的行为，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。同时，对于那些没有通过微信联系索要被盗车牌的车主，该部分机动车车牌即被李某某丢弃，因为机动车车牌本身具有一定的价值，根据司法解释，也应认定为盗窃罪。 

　　综上，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